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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幅壮丽画卷

1998-05-21 来源:光明日报 杨光远 我有话说

1949年9月,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国民党政府退据重庆。为解放全中国,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由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任第二、第三书记,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及第一、四野战军一部,共同完成解放大西南的任务。

为将敌人歼灭于四川境内,防止其逃往滇缅边境,贺龙率一野十八兵团在川北牵制敌胡宗南集团,刘邓指挥二野主力及四野一部迂回至湘鄂川黔地域向敌宋希濂兵团发起全线攻击,攻占了贵阳。蒋介石急忙命宋希濂、胡宗南压缩防线,守卫重庆。我军乘胜渡过乌江,攻占白马山,生俘敌十四兵团司令钟彬,胜利占领山城重庆。重庆解放后,刘邓挥师向成都靠拢,贺龙也率部向川北疾进,以完成对成都的合围。

胡宗南为免被歼,经蒋介石批准,派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为总指挥,率部突围。敌人集中七个军的兵力向我邛崃守军发动集团式轮番进攻,我指战员英勇阻击敌人。我主力部队在刘邓指挥下,将敌人分割包围,李文只得率部放下武器,向我投诚。蒋介石于12月10日逃往台湾。我军胜利进入成都。

《大进军·席卷大西南》是一幅描绘我军解放内地全境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解放西南四省,即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解放后划归四川)的历史画卷。

在采访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和比较深入地查阅大量史料后,我惊异地发现,我军仅动用60万兵力,却追击、围歼了90万国民党军,而且在偌大的西南地区,几乎没有遇到来自对方的有效抵抗。那么,蒋介石在内地的最后一页历史,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翻过去呢?

当我们的影片艺术地表现这段历史时,也许会带给观众诸多的信息,留给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种种思考和不尽相同的结论:也许他们会为毛主席、中央军委的“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的大手笔所折服;也许他们从国民党内部重重叠叠的矛盾中,以及上上下下丧失信心的情景中,找到蒋家王朝迅速覆灭的答案……

影片的风格样式是一部具有纪实性的战争历史故事片。影片的基调力求质朴、自然,有力度,有张力,富于历史感。

鉴于解放大西南战役的特点,我们的影片不打算表现战役的全过程,只截取了战役最重要的阶段——从开国大典前夕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接受任务起,到成都解放的入城式止。我们虽然没有将战争完全推向后景,也正面表现了争夺白马山、剑门关攻坚战和成都外围的邛崃之战等几场战斗,但处理上不求那么“实”。我们将镜头的焦点对准了“人”,刻画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刻画艺术虚构的人物典型。也就是说,作为一部历史故事片在处理史实和历史人物关系上,我们不是重笔写“史”,而是刻意写“人”,凭借历史背景刻画人。

围绕全片的主线——西南战役的演进,演绎出共产党为一方、国民党为另一方的两条线。我方又有刘、邓、贺这条线(主要的)和部队基层连队那条线;敌方则上有蒋介石的动作线,下有胡宗南、宋希濂两条线。此外,还有国民党军起义和我党地下工作等副线。

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在解放西南的战役中,刘邓对战役的指挥左右着战争的演进,因此,刘邓这条线实际上就成了主线,这就使我们必将以重笔刻画刘邓这两位历史人物。

文学剧本在许多重场戏中,对人物的刻画非常精彩。例如“新中国诞生前夕”、“军列西行”、“逃兵事件”“起义多米诺”等,但是这种“块状结构”(暂且这么称呼)给影片结构也带来了难题。我在导演分镜头剧本中,从视听效果的角度考虑,将有些场次打散开来,或按叙事结构时空交叉,或按情绪结构平行时空,以便使影片多条线相互勾联得更紧,由“块状结构”转化为链式的、网状的结构,使影片节奏张弛有致,更富于观赏性;对有的场次我作了某些必要的取舍,有的不得不忍痛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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